俺立深夜十一点才下班，当他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已是疲惫不堪，眼睛酸得好像在醋里泡过，四肢沉重得像电线杆子。但是，俺立却没有一头扎到床上，而是打开手机，查看有没有妻子和儿子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。
俺立打工的那个公司，是个规模庞大的肉鸡饲养加工集团，一年饲养六千万只鸡，一天加工二十万只鸡。俺立在该集团最大的宰杀厂上班，车间是全封闭式的，屋顶盖的是钢瓦，钢瓦下面吊一层顶，材料是砖头两倍厚、两面贴着钢板的聚氨酯板，墙壁用的也是聚氨酯板，铜墙铁壁一般，再强的手机信号也穿透不进去。
工厂有严格的规定，员工不得擅自携带私人物品进入车间。车间没有信号，手机带进去也没用。再说了，在密不透风的车间里站着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别说手机，连皮带和钥匙系挂在身上，都觉得是累赘，傻瓜才带手机。
工作虽然辛苦，为了水印，俺立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，一干就是五年。
水印是俺立的女儿，生出来就没有屁眼，只能从尿道大便，每次只能拉出鸡屎那么一点，怎么也拉不尽。每天十几次，浑身都是臭味。
水印三岁的时候，俺立和妻子鹃花悄悄把她抱到市医院检查。医生说，孩子患的是先天性无肛门残疾，需要做一个人工肛门，建议到省立医院手术。到了省立医院，医生果然告诉说可以做，但要一万多元。
俺立被这个数字吓得东倒西歪，拉着鹃花转身就跑。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俺立一家的年收入不到八百元，全家人不吃不喝，至少十五年才能攒够这笔钱。
等车的时候，俺立把鹃花拉到僻静处，抓住她的手，伸出食指，一笔一画地在她手掌上写了七个字。
俺立写的那七个字是：我想把水印扔了。
鹃花“听”懂了俺立的指话，她揪住俺立的耳朵，又哭又叫：“江俺立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不是人！”
返程火车上，俺立面无表情，一声不吭。火车进入第一个隧道的时候，俺立附在鹃花耳畔轻声说了句“我不是人”，不知是声音太小没听见还是仍在生着气，鹃花无动于衷。火车进入第二、第三个隧道的时候，俺立又附在鹃花耳畔重复了两句，鹃花还是没反应。火车进入第四个隧道的时候，俺立刚把嘴巴附到鹃花耳畔，鹃花却伸手捂住他的嘴，哭道：“俺立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折磨自己。”
俺立猛地夺过鹃花手中的孩子，紧紧抱在怀里，泪流满面。
为了给水印做手术，俺立和鹃花的裤带越勒越紧，钱却越攒越少。他们那个地方，交通完全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吼，山越走越光，地越来越瘦，气候越来越恶劣，母鸡和母猪的产蛋和产仔率越来越低。总而言之，日子越来越艰难，待在家里，吃饭不成问题，弄钱，比水印大便还难。
俺立只能去打工，他到这家肉鸡饲养加工企业下属的宰杀厂，一干就是五年。吃住免费，再加上省吃俭用，俺立一年能攒一万元，除去家里必要的花销，还能剩下六七千元。虽说现时手术费已经涨到了六万元，但这样再干个五年，他就能把这个数挣足了。
俺立的那部手机是前年过年时，公司摸奖活动摸到的。那年，俺立回家过年，雪下得特别大。大雪激起俺立的童趣，和儿子俊生到屋后山上撵兔子。爬上山顶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俺立吓了一大跳。本来，一赶到家里，俺立就把手机关了，家里根本没有信号，开着也没用。那天俊生在玩手机游戏，手机便一直开着忘了关。正是这个“疏忽”让俺立有了意外的惊喜，兔子虽然没有撵到，却比遇到一头野猪还高兴。俺立反复试验了几次，发现山上最顶端三米范围内信号最强，通话效果最好，超出这个范围，没有信号。这真是“会当凌绝顶，一打手机响”啊。
第二天，俺立特意跑到县城，花了三百块钱，给鹃花买了部七成新的旧手机。那以后，每到星期五俺立休息的时候，鹃花便爬到海拔三百多米的山顶上，给俺立打一个卿卿我我的电话。自俊生上三年级后，认识了不少字，拼音也老练了，鹃花又叫俊生每周末写一两条短信，爬到山顶发送。俺立明明知道，俊生不可能每天给他发短信，下班回到宿舍，还是习惯性地打开手机，希望有意外收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