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年都盼过年回家，年年都为回家犯愁，火车票难买。
去年年根儿，我从票贩子手里花高价买了一张卧铺票，兴冲冲地上了开往重庆的火车，却不料刚放下包就叫人赶走了，那张铺有人，是重号？乘警来断案，结果证明我那张是挖补的假票，没收、罚款、补硬座、一票站到终点我都认倒霉了，可没那么简单，一个车长、四个乘警把我弄到餐车里审了仨钟头，也没解除警报。末了扣了我的身份证，开学后又跑到我所在的中学去外调，好不狼狈，幸亏是连续几年的模范教师头衔救了我，不了了之。
校长后来批评我“死心眼儿”，守着一口井却渴死。他说，你班上的徐边锋的父亲就是铁路公安处的科长，房小茹的父亲是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，只要知会一声，别说一张票啊，包一节车厢也容易。
我没吭气。我班上学生家七大姑、八大姨我都能倒背如流，还用得着校长提醒？我从当教师那天起，就发过誓，绝不求学生家长办任何一件事，我觉得丢人，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年关又近了，我开完放寒假前的最后一次家长会，决定到火车站去排队买票。校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，他让我别为火车票发愁，他说，你面子矮，怕失师道尊严，我替你折腰，一张火车票算什么，是买，又不是白要，至于吗？他说得我脸一阵阵发烧，忙说谢谢，又谎称已经托人买了。
校长早看透了我，他讥讽我，你说谎还得学两年。别硬撑，再像去年似的，弄一张假票犯了事，我还得跟公安局的人赔笑脸、出证明，我可跟你丢不起这份人。
这一揭疮疤，我就不好再坚持了，为弄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，还得麻烦校长操心，我心里也骂自己窝囊废！我这人，也许真像我老婆说的：除了会吃粉笔灰，啥能耐没有。
为了双保险，校长说他同时托了两个学生家长，万无一失。
我的脸又发烧了，怪不得结业式那天，徐边锋和房小茹总是望着我嘀嘀咕咕咬耳朵，校长肯定通过他俩“动用”了他们的父亲。他们一定在暗中嘲笑我：伪君子！你口口声声说，以学生谋一己之利等于谋财害命，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？
我暗自抱怨校长剥夺了我在学生面前的“话语权”。
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三天，那天我们教研组正在讨论素质教育改革方案，校长进来，笑嘻嘻地把两张卧铺票拍在我桌上：看好，俩下铺。双保险吧？不过，你得辛苦一点儿，想法去退一张，总比一票难求强。
我连连道谢，赶忙付钱。
按理说，退票总比买票容易，可还真不是那么回事，偌大的售票厅，几十个窗口卖票，退票口只有一个，队伍排到门外，在广场绕了一圈半，我估算了一下，没有五六个钟头别想排到窗口。
见我在退票口附近探头探脑，几个显然是票贩子的人马上盯上我，小声地问，有票吗？全额退，外加百分之二十辛苦费，咱们边上聊。
我才不上当呢，去年的苦头让我对票贩子恨得牙痒痒的，我理都不理他们，扬着头走开。我听见他们在身后骂我：德行！
我想到了我的博客。对呀，放着现代化的交流手段不用，跑拥挤的车站来凑什么热闹。
比我想象的要容易，我把准备转让一张多余卧铺票的消息在网上公布没俩钟头，就有四个人发帖子回应，争着要买。
我选中一个离学校近的主儿，约好十二点在马甸立交桥下见面。那人准时去了，是个女的，二十多岁，头发染成金黄色，虽是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却打扮得挺时尚，长筒靴子，黑裙，外罩纯羊绒米色短大衣，手袋是深咖啡色鳄鱼皮的。刚搭上话，她身后呼啦一下跟上两三个男青年，样子像她的保镖。我心里很反感，但想到中央电视台十二套法制栏目里不断播出的案例，又原谅了对方：她焉知你不是借卖票为由行骗财、骗色之事的网上骗子？
我只想尽快把票脱手，便忍着不快掏出车票递给那漂亮女人。
金发女郎翻过来掉过去反复看了一会儿票，又递给同来的伙伴，他们看得更仔细，冲亮看，用手捻，扯着车票一角抖，样子很像破案的刑警在鉴定物证。他们嘀咕了好一阵，还是摇头，看样子还没彻底放心，其中一个问我，不是假票吧？